黄河在神木县贺家川镇天台山下有个小小的拐弯，叫道河坬。道河坬虽然称村，其实整个村子只有一座名为“逢源兴”的大宅院。1901年，高振业就出生在这座宅院中。
高振业的祖父是清朝秀才。在陕北贫瘠的农村山区，通文墨、懂医道的秀才，算是凤毛麟角有名望的人，“逢源兴”大院就是他置下的产业。高振业从小读书，青年时期适逢中国内忧外患，连年混战。边远宁静的道河坬村成了这名不满现状、但又报国无门的文化人避离乱世的居所。当时，整座大院属高振业兄弟二人共有，有足够耕种的土地。他们除农忙雇几天短工，全靠家人劳作。参加革命前，他常年在田间地头从事农业劳动。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贾家沟成立了支部，到1933年底，党团员发展到400多名。在这期间，他投身革命。1934年，红三支队扩编为红三团，神木南区党团员人数猛增。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县城内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急忙增派重兵连年“围剿”神府革命根据地。敌军设据点、编保甲、移民并村、修筑碉堡，神木南区一片白色恐怖，到处腥风血雨。他是国民党军队搜捕的重要人物，小小的道河坬村多次遭到白军突袭。为了应对险恶的局面，他在“逢源兴”大院的上西窑后墙正中打开一个暗洞，窑洞内的暗洞口上装着两扇小木门，看上去是一个放衣物的壁橱；平时两扇小木门紧闭着，打开壁橱门，就是通往后山坡的通道。院子西墙外暗洞出口处常年堆积着高粱、玉米秸杆等柴禾，遮盖着暗洞口不让外人发现。由于有这条通道，国民党军队多次乘夜晚抓捕都落了空。
1936年，在神木南区杨家沟举行了第一次神府特区革命根据地工农兵代表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神府特区抗日革命委员会，乔钟灵被选为主席，刘兰亭和王聚英被选为副主席；又选出八名部长，其中他被选为财政部长兼神府特区银行行长。这年，神府红军在苏区广大群众的支援下粉碎了敌人的残酷“围剿”，苏区逐步恢复了生产和贸易。
1937年，在贺家川镇温家川村举行了第二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将神府特区抗日革命委员会改为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他仍被选为财政部长兼银行行长。在他主持下，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印刷发行了5万多元钞票在市场上流通，又在贺家川组建了民众合作社和纺织工厂。这些措施对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一定作用，使苏区的经济困难得到很大改善。
1940年前后，高振业到延安学习了一段时间。1942年，神府县、兴县和岚县组成晋绥边区一分区，他任一分区贸易局长。他的工作范围，从神府南区扩展到黄河东岸的山西岚县一带。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后期，日寇频繁扫荡晋绥革命根据地。晋绥边区的医院、报社、印刷厂和银行等后勤部门3万多人转移到以贺家川为中心的神木南区。他除忙于贸易局的工作外，还为配合安置晋绥边区后勤人员，做了很多工作。
高振业朴实淳厚，平易近人，体恤群众，体贴部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他办公室的地上，放着装满银元的麻袋，他经手的钱财数额巨大，但这些经费只能用于革命事业，他从不为自己的私事取用公家一个银元。逢年过节，他总是让局里全体人员，包括炊事员、勤杂人员都回家与亲人团聚。作为局长的他，一人留守机关，照看门户。当时，有些盐贩子不遵守苏区法令，乘夜偷运私盐。他带领部下，冬日不顾严寒、夏日不避蚊虫，整夜在山路上守候缉查，引起盐贩子们的忌恨。为了改善边区经济的状况，他恪尽职守，任劳任怨，深受当地人民群众和下属的拥护。
1950年，高振业接到调令，担任陕西省商业厅副厅长。他和警卫员骑马飞奔道河坬家中辞行，路上走得太急，浑身大汗又有些疲劳，就在家中尚有微寒的窑洞中和衣睡了一个午觉。第二天，他感冒了，当时没有在意，策马返回机关交接手续，准备赶赴西安。可几天下来，他病情加重，体力不支，终于病倒了。这一病竟使他卧床不起，被诊断为伤寒。那些早就忌恨高振业的盐贩子们听说高局长病了，乘机散布流言，说他的病治不好了，因他带人拆过一座古庙，得罪了神灵。早些年，他确实带人拆过一座庙，因那时神府苏维埃政府搞修建需要木材，周边又没有可供砍伐的树木，遂决定拆庙取用木材。他分管财政工作，当然由他负责实施，于是就派了一些人去拆庙，但这些人却空着手回来了。原来当地的老百姓说古庙很灵验，他们不敢拆庙。他听后很生气，批评了部下。第二天，他亲自带着这些人去拆庙，并把全部木材运回神府政府所在地。
他卧病后，神府政府四处寻找名医为其诊治。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太差，对伤寒这种病很难彻底治疗。高振业的病时好时坏，迁延缠绵数月之久，于1950年病逝，时年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