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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堂
更新时间:2011-10-23  (浏览 3799 人次)

 

梁士堂,小名四保,曾化名王真,神木县太和寨乡梁家塔村人,生于1910年农历7月21日,逝于1988年农历11月16日。他曾任神木县委书记,榆林地委纪检委书记。
太和寨乡梁家塔村位于神木县中南部,土地贫瘠,沟壑纵横,老百姓生活特别困难。1913年,梁家塔及邻村突发瘟疫,梁士堂祖父母、父母、长兄及几个叔父母等共25人染疾暴亡,致使这个原本人丁兴旺、劳力充足、务农又兼做小生意的殷实之家,顿时陷入极度贫困。父母和其他亲属的离世,使得4岁的他孤苦无依,全靠寡嫂和出嫁的姐姐轮换抚养,苦度时光。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13岁那年梁士堂就独自操持家务,下地干活,小小年纪就学会耕田种地,又能吃苦耐劳,磨砺出了不屈的意志。在劳作之余,他念了三年冬书,后因家贫实在交不起学费,只得外出揽工谋生,饱尝了揽工汉的那种饥寒交迫、备受歧视压迫之苦。
1933年农历十月,神木南乡区委书记贾怀光来梁家塔等村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听了宣传,梁士堂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让像他这样的穷苦大众过上好生活。他强烈要求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经贾怀光与崔明岭共同介绍,秘密入党。他被指定为党小组长,并受命指导梁家塔等五个村联合组成了赤卫队,由他任大队长,许家洼村的许培仁任政委。赤卫队成立后,以刀矛等武器,配合红三支队打土豪、除恶霸,建立各种群众组织,扩大苏区。
1934年7月,神府苏区不断扩大,上级调梁士堂到六区任区委宣传委员,当时的区委书记是张守功。不久,他任六区苏维埃主席。同年冬,县委书记贾怀光来六区巡视工作,指定他化名“王真”。之后,他在这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1935年2月,梁士堂接任六区区委书记,这一年春天,神府苏区遭到敌人第二次残酷的“围剿”,革命陷入低潮。敌人大搞移民并村,修堡垒、编保甲、逼自首,组织铲共义勇队。顿时,白色恐怖笼罩苏区,大部分革命组织被破坏,许多党员干部被抓、被杀。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有的投敌、自首,有的回家。六区区委20多人,在敌人“围剿”结束后,牺牲8人,回家6人,投敌4人,只剩下他和胡占彪、张江全、牛林英4人坚持工作。他好几次遇险,但都在群众的掩护下化险为夷。有时正在开会,放哨的说敌人来了,大家都分散突围到下一个结合点。可每次重新会合,总有一二人牺牲或失踪,但他都不退怯、不悲观,更不动摇。他常给大家吹笛子,有说有唱,以坚定的信念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他和战友们有时在山沟里、破草窑里躲藏敌人追捕,还兴高采烈地悄声议论革命成功后的幸福美好生活。他对革命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乐观主义信念。
1935年,苏区斗争更加残酷,梁士堂冒着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危险,照样坚持对敌斗争。太和寨民团头子杜光太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带人到梁家塔村抓他。几次扑空后,这些气急败坏的家伙把他的堂兄梁士禹(赤卫大队长)及侄子梁子兰抓到陈家坪严刑拷打。他们审问不出任何结果时,便残忍地砍了梁士禹的头;侄子也被拉到刑场,正要砍头时,让及时赶到的梁士堂的六叔父用一头毛驴买下。不久,他的二哥梁士尧(村长、农会会长),被敌人骑兵营营长邬青云用菜刀杀害于贾家洼村。他听到噩耗后,悲痛欲绝,但不仅没被敌人的残暴所吓倒,反而更加激起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他把仇恨埋藏在胸中,把对亲人的爱施予其他革命同志。1935年3月神府特委特派员王达成领导红三团及2000多名赤卫队员、200多名地方干部,攻打新寨则敌人据点,王兆相担任战场总指挥,梁士堂奉命率领干部和六区的几百名赤卫队员参战,并负责搞侦察、抬担架、送饭菜等。攻打失败后,他带领六区干部掩护赤卫队员撤退。他背着负伤干部高子万艰难地跑了5里路,平安撤出,自己累得躺在地上起不来。这次战斗失利后,敌人“围剿”更紧。为了保存实力,更好地战斗,红三团化整为零,分散隐蔽。4月间,王兆相带的红三团团部30多人,由梁士堂领到距敌花石崖据点20里的屈家南沟村休整。他组织群众昼夜放哨,严密封锁消息,住了7天,敌人一直未能发现。神木县委书记乔钟灵得了重病,由他负责转移到九五会村治疗。由于那里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敌人来村搜索,群众把乔钟灵藏在黑豆秸堆里,敌人走后再抬出来,一直到乔钟灵养好病安全地离开了村子。1936年农历8月15日夜,他和张守功配合王兆相率领的红三团部分人员,在太和寨的山头上,安全地接应了从太和寨敌人据点投诚出来的李治州等三人,使他们顺利地进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