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堂，小名四保，曾化名王真，神木县太和寨乡梁家塔村人，生于1910年农历7月21日，逝于1988年农历11月16日。他曾任神木县委书记，榆林地委纪检委书记。
一
太和寨乡梁家塔村位于神木县中南部，土地贫瘠，沟壑纵横，老百姓生活特别困难。1913年，梁家塔及邻村突发瘟疫，梁士堂祖父母、父母、长兄及几个叔父母等共25人染疾暴亡，致使这个原本人丁兴旺、劳力充足、务农又兼做小生意的殷实之家，顿时陷入极度贫困。父母和其他亲属的离世，使得4岁的他孤苦无依，全靠寡嫂和出嫁的姐姐轮换抚养，苦度时光。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13岁那年梁士堂就独自操持家务，下地干活，小小年纪就学会耕田种地，又能吃苦耐劳，磨砺出了不屈的意志。在劳作之余，他念了三年冬书，后因家贫实在交不起学费，只得外出揽工谋生，饱尝了揽工汉的那种饥寒交迫、备受歧视压迫之苦。
二
1933年农历十月，神木南乡区委书记贾怀光来梁家塔等村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听了宣传，梁士堂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让像他这样的穷苦大众过上好生活。他强烈要求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经贾怀光与崔明岭共同介绍，秘密入党。他被指定为党小组长，并受命指导梁家塔等五个村联合组成了赤卫队，由他任大队长，许家洼村的许培仁任政委。赤卫队成立后，以刀矛等武器，配合红三支队打土豪、除恶霸，建立各种群众组织，扩大苏区。
1934年7月，神府苏区不断扩大，上级调梁士堂到六区任区委宣传委员，当时的区委书记是张守功。不久，他任六区苏维埃主席。同年冬，县委书记贾怀光来六区巡视工作，指定他化名“王真”。之后，他在这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1935年2月，梁士堂接任六区区委书记，这一年春天，神府苏区遭到敌人第二次残酷的“围剿”，革命陷入低潮。敌人大搞移民并村，修堡垒、编保甲、逼自首，组织铲共义勇队。顿时，白色恐怖笼罩苏区，大部分革命组织被破坏，许多党员干部被抓、被杀。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有的投敌、自首，有的回家。六区区委20多人，在敌人“围剿”结束后，牺牲8人，回家6人，投敌4人，只剩下他和胡占彪、张江全、牛林英4人坚持工作。他好几次遇险，但都在群众的掩护下化险为夷。有时正在开会，放哨的说敌人来了，大家都分散突围到下一个结合点。可每次重新会合，总有一二人牺牲或失踪，但他都不退怯、不悲观，更不动摇。他常给大家吹笛子，有说有唱，以坚定的信念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他和战友们有时在山沟里、破草窑里躲藏敌人追捕，还兴高采烈地悄声议论革命成功后的幸福美好生活。他对革命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乐观主义信念。
1935年，苏区斗争更加残酷，梁士堂冒着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危险，照样坚持对敌斗争。太和寨民团头子杜光太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带人到梁家塔村抓他。几次扑空后，这些气急败坏的家伙把他的堂兄梁士禹（赤卫大队长）及侄子梁子兰抓到陈家坪严刑拷打。他们审问不出任何结果时，便残忍地砍了梁士禹的头；侄子也被拉到刑场，正要砍头时，让及时赶到的梁士堂的六叔父用一头毛驴买下。不久，他的二哥梁士尧（村长、农会会长），被敌人骑兵营营长邬青云用菜刀杀害于贾家洼村。他听到噩耗后，悲痛欲绝，但不仅没被敌人的残暴所吓倒，反而更加激起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他把仇恨埋藏在胸中，把对亲人的爱施予其他革命同志。1935年3月神府特委特派员王达成领导红三团及2000多名赤卫队员、200多名地方干部，攻打新寨则敌人据点，王兆相担任战场总指挥，梁士堂奉命率领干部和六区的几百名赤卫队员参战，并负责搞侦察、抬担架、送饭菜等。攻打失败后，他带领六区干部掩护赤卫队员撤退。他背着负伤干部高子万艰难地跑了5里路，平安撤出，自己累得躺在地上起不来。这次战斗失利后，敌人“围剿”更紧。为了保存实力，更好地战斗，红三团化整为零，分散隐蔽。4月间，王兆相带的红三团团部30多人，由梁士堂领到距敌花石崖据点20里的屈家南沟村休整。他组织群众昼夜放哨，严密封锁消息，住了7天，敌人一直未能发现。神木县委书记乔钟灵得了重病，由他负责转移到九五会村治疗。由于那里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敌人来村搜索，群众把乔钟灵藏在黑豆秸堆里，敌人走后再抬出来，一直到乔钟灵养好病安全地离开了村子。1936年农历8月15日夜，他和张守功配合王兆相率领的红三团部分人员，在太和寨的山头上，安全地接应了从太和寨敌人据点投诚出来的李治州等三人，使他们顺利地进入根据地。